上周五早上（二零一二年四月六日），一代伟人、我心目中的导师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图桑市的家中突然去世，享年76岁。当时正好有机会和我的一位小朋友谈及此事，我感到非常悲哀！这一位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并且对国内外政治颇有敏锐度的朋友竟然对方励之先生一无所知！我不是叹息新一代的无知，倒是为中国国内的舆论的压制和历史的篡改感到愤怒，活生生地让这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们成为历史知识的残障者。
方励之先生方少年时（1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著名的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1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因同情科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撤销校长等职务。
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李淑娴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方励之赴美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方向为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至逝世前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皆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因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院士。
方励之逝世后，全世界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一致报道这一消息，并有相当多的评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原共产国家对方励之众口一词的褒奖，将他比作前苏联的人权科学家萨哈罗夫。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国务院女发言人纽兰4月9号在例行简报的一开始，对方励之溘然而去的消息表达哀悼。纽兰说：“中国民主维权人士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世的消息，让我们感到哀伤。他是中国人权与民主改革的先驱，我们对他的家属表达悼念。”方励之所任教的亚利桑那大学发表声明说，方励之的去世为巨大损失。亚利桑那大学还赞许方励之的非凡勇气与信念。
据悉，方励之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的中国大陆科学家，也是当年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院士）。不仅如此方励之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当年科大学生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1986年，笔者在中国科技大学（合肥）读书期间，有幸一睹先生的风采，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科大最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当时的校长管惟炎和方励之副校长两人，是科大历史上最受师生欢迎的两位校长。当年的学潮中，为保护学校师生，为该变国内政治和学术环境，两位校长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为人师表，凸显出一代科学大师的风范。记得1987年初，科大的同学们得知两位老师被撤职并遣返回北京时，数千学生自发到了合肥火车站，希望送老师一程。火车站上人山人海，火车不得不晚点，当局用秘密手段将两位校长强行押往前方站长丰火车站。1988年，得知方励之先生回到科大讲座，校方不得不出动保安，因为有太多的人要求参加讲座。同年，当时的极左派校党委书记彭佩云刘吉想赶潮流，弄了个民意测验，记得当中有个问题好像是：“中国科大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之类的题目，几乎所有的学生写下“领导了1986年学潮”，弄得党委哭笑不得。
方励之先生故去了，先生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判！我有机会重读了两篇文章，一是邓小平的1986年底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方励之1989年初写下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历史真得在开玩笑，邓先生严厉批判方励之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太可笑了。而这20多年来，包括邓小平的南巡、思想解放运动，似乎正在循着方励之先生指出的方向在前进着。只是前进的步伐还不够快，思想的解放还不够开。邓小平先生所批判的和他所推行的竟然是截然相反的方向，而方励之所推行的至少相当一部分正由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和当前的中国领导人在推行着。方励之文章中提出的六点政治主张中，有不少在中国已经变成了现实。既然如此，方励之先生何罪之有！
在中国大陆，方励之和六四事件都被极度地淡化，我不以为方励之是六四的幕后推手，因为六四的发生是民意所在。我以为方励之就是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他不是政治家虽然他关心政治，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卷入到政治漩涡里的。1989年的六四，多少中国人站在学生们的一边，有政治家，如赵紫阳等，有张明春何燕然等军人，也有像方励之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和不少来自国内的年青一代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对六四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认为中国本身的特点，注定中国不能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来的思路进行“改革开放”。笔者以为，六四的功绩至少有二，第一，六四天安门事件成为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重要因素，促使共产主义理念和势力在瞬间垮塌，结束东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让东欧和苏联转型为民主国家；第二，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倒台后的经济体制的巨变，加上1989年-1991年间中国的异常孤立，改革几乎停滞，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改革开放”。没有六四，就没有东欧共产主义的迅速垮台，也就没有邓小平的92南巡，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迟缓多年。
六四以后的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相信是不少当年六四参与者们所期盼的，也是方先生所期盼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我非常体谅当局的困难。胡温两位领导人和赵紫阳、胡耀邦有着不错关系的务实派人物，他们何尝不想为六四平反，但是如何向百姓交代这一段历史是他们的一大难题。中国的改革也到了瓶颈，无怪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中国的民生问题、严重的两极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等无一不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关。历史证明，一个没有监督（自我监督除外）的政党和政府，一个非民选的政党和政府，是不可能产生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岂能例外？！
作为方先生的学生，我们不能前往亚利桑那州悼念先生，我们会为先生的祷告，纪念他对中国的热爱，纪念他对当代中国的贡献，纪念他对世界民主和自由的贡献，纪念他对天体物理科学的贡献！“血沃民主花”，中国的民主进程的道路上洒满了各类人士（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鲜血和生命，方励之先生乘鹤而去，但先生的理想----民主自由之花必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绽放！（4/10完稿于田州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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